[无奈妙方:“官督”]一级警督是多大的官啊

  信了你的邪,这叫个什么题目!既然“无奈”,何来“妙方”?  张之洞办洋务、举新政,时时都要面对无奈,他的高明之处,就是时时能从中找到良方。  1889年张之洞督鄂时,汉口已是“天下四聚”之一,“四大名镇”之首,一个大大的“盘儿”,享名二百年了。
  然而,此时的“四大名镇”中的另外三镇已显衰微,汉口要衰也是迟早的事。
  帝王专制时代,皇帝们没一个不是盯着“千秋伟业”的,于是,关起门来赌狠的“万岁”就远多于敞开门的。大清朝在康熙老佛爷当家时显得很自信,和国外有一点小范围的碰撞和交流。到了乾隆主事时,政治上的七拱八翘平伏了,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过去了。“乾隆爷”守着充盈的国库做着太平天子,望着一统江山自诩“十全武功”,理应“大敞仪门”更多与国外交流,谁知他倒反因“天朝大国”君王的自傲,冷却了与西方各国交流的心。
  这时的欧洲,在经历了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之后,已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。又经过17、18世纪英国、法国的工业革命,促进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大工业地位的稳固,工业和科技乃至整个社会都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。
  大清国自乾隆以降,百年锁国,与西方国家发展势头最好的时期失去了交流。所以,当道光20年前后鸦片战争、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事件发生时,中国的君主和王公大臣们好久都醒不过神来,除了低头求和,就是暗骂洋人不仁不义。直到被人“牛不喝水强按头”,“掐”着过了几年,才晓得“天朝大国”落后了照样会挨打。“四大名镇”又怎样?它们的富足确实让人羡慕,它们中的朱仙镇、景德镇、佛山镇的手工业产品,也的确为中国文化创造了不少的瑰宝。但那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多数是在“用器”和“玩器”之间寻找艺术空间的“玩文化”的结晶。当我们乐此不疲地继续着“器”的艺术升华时,强大的大英帝国逼到了我们身边。他们的舰艇,使得400年前拥有过郑和庞大出洋船队的民族自叹不如。他们的火器,远离了“二踢脚”、“冲天炮”、“地老鼠”的娱乐性,以巨大的杀伤力结束了冷兵器时代,令发明火药的国度被迫面对现实。
  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找富国强兵之路,张之洞也从“清流健将”转而成为“洋务殿军”。
  张之洞由两广调任湖广总督时,汉口正站在十字路口:它是四大名镇中唯一的商业重镇,它汇聚并融通着天下,这个“盘儿”不可谓不大,但天下放进这个“盘儿”的,天下都是一样的“菜”!
  张之洞把武汉三镇从“四大名镇”的尴尬中摘出来,朝这个“盘儿”里放进的都是新东西:新军、新学、火车、轮船、邮政、电信、钢铁、纺织……都是那会儿洋人那边顶尖盖帽的物事。他办每一件都会从根上做起。
  修铁路,所用人才开始就奔“国产化”,选出去学、自己办学;铁轨也自己造,就手发展了自己的钢铁企业。
  兴纺织,从原料上抓质量,国内棉花绒短质差,就引种美国陆地棉,有政策、有技术推广……
  张之洞办洋务,没得一天不是“驼子上山——前(钱)紧”,但他总会想办法弄到办事的费用,而且让下属在该花之处大胆地花钱,以至落了个“钱屠”的名声,位列“晚清三屠”之一。如此洒脱的“张名帅”,也会有无奈之时。首先他就堵不住朝廷制度带来的漏洞。
  那些管理“布纱丝麻”四局或汉阳铁厂企业的总办,会办什么的,都是朝廷命官,哪一级享受什么待遇,出行时坐什么轿、用什么执事、排什么仪仗,出差时带多少随员等等,都是定死了的,哪个环节不到堂,他们的官威官声都会受到影响。下车间巡视,该坐轿就坐轿,该闹腾还得闹腾!
  张之洞是此中之人,他晓得这种事是制止不得的,醒着尿床,该尿还得尿!
  所以后来有人说,官办汉阳铁厂时所耗近600万两银子,用在购置和建设上的最多也只有200余万两,其余都“死”在那些虚套头上了!
  那些叫什么“办”的官员,都是从“子曰”“诗云”里头出来的,生产的事是不会“办”的,用钱都不外行。“四局”除了开头几年盈利,后头都是赔本赚吆喝。其它地方,也与此处大同小异。制度使流弊丛生,神仙也徒唤奈何。
  于是有了“官督商办”。
  张之洞说“商办”:“官办不如商办,实惠尤易及民。”
  张之洞说“官督”:“官不过问,往往流弊丛生。”
  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,能将不易“办”企业的“官”从实办的地位中抽出来,履行其“督”的职责,这点子不管是谁想出来的,还要张之洞能转过这个弯来。这里面有几处、有多大比例被迫的成分,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  一个被逼无奈处挤出的点子。张之洞值得纪念。■